从中国回来后，华与南京的主办方保持着联系。“如果将来还有机会访问中国，我一定联系你，”他给曲辉写道，从而保留了去该校进行另一次学术交流的可能性。接着，在赫尔的指示下，他在12月20日通过微信给曲辉发了一条信息，此时距离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首次问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他告诉曲辉，他愿意在2月份，也就是春节前一周再来一次。在早些时候与曲辉的谈话中，他谈到了自己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所以他想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回家是合乎情理的。
曲辉同意了这个提议。2018年1月9日，他给华发短信说：“我会和这里的科研部门联系，看看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告诉你该做什么准备。”
其中证实了他们一直以来的怀疑：曲辉为中国情报部门工作。他的真名是徐延军。他从2003年开始在国家安全部工作，经过六次晋升后成为江苏省国安厅六局的一名副处长。他和我们很多人一样，用iPhone拍下重要文件——他的身份证、工资单、他的医保卡、请假申请——这些信息就是这样存在他的iCloud帐号里的。在iCloud里，调查人员还发现了2016年与南航一位教授的谈话录音，其中徐延军谈到了他在情报方面的工作以及与旅行相关的风险。“领导要你拿美国F-22战机的材料，”他对教授说。“你待在家里是拿不到的。”在iCloud帐号中发现了徐延军的身份证据是个别有意味的重大转机。iPhone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使用——本身是美国技术实力的结果——帮助美国反击了一个敌对国的技术窃取。
目标人物原来是一名国安部高级别官员，这一发现提升了联邦调查局此次调查的重要性。前述调查局特工称，徐延军的身份揭示是打击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意义并不仅限于这一个案件。他说，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到公司和大学谈论威胁时，持怀疑态度的听众要求提供证据证明窃取商业机密属于中国政府指使的行动。现在，徐延军就是联邦调查局所需的例子。现在有了这样一名情报官员，用一位调查局特工的话说，他就是一个傀儡师，在培养美国公司的人员以窃取商业机密。联邦调查局决心对他立案，如果可能的话，甚至逮捕他。
2月5日，在华和徐延军约定再次前往南京大约一周前，徐延军要求他将他的通用电气笔记本电脑文件夹的目录复制到一个文件中，并一起带来。他提供了有关如何在文本软件中创建文件的说明。该文件将从概览的视角呈现华在通用电气的团队所做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华能够获取哪些信息。
联邦调查局从未打算让华前往中国。2月7日，他给徐延军发信息说他去不了了，因为他的老板让他3月去法国出差。他解释说，要为那次出差做很多准备工作，所以他不能请假。“因为已经订好的票不能退，”他写道，“连我父母都很失望。”
他问他是否还能报销机票。大概对无法会面感到失望的徐不置可否。他回信息说：“我们能在你下次回来的时候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吗？”
然而，一周后，徐延军的兴趣被重新点燃——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发送了一份笔记本电脑目录的副本，其中删除了所有通用电气认为敏感的信息。徐延军提议，他们在华3月去法国出差时在欧洲的某个地方见面。在此之前，他们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和微信进行沟通，但在2月27日，徐延军试图在辛辛那提时间将近晚上10点时与华进行视频通话，显然急于敲定他提出的会面。华在家，但身边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工指导他该怎么做，他不能冒险回答。大约一个小时后，在赫尔的指示下，他给徐延军发了一条信息：“抱歉没接到你的电话。我在哄孩子睡觉。”他还说，他将于3月25日至4月6日在法国出差。
第二天，徐延军和华谈到安排见面地点时，华建议比利时、德国或荷兰——他说，这样他就可以远离他的通用电气同事。
这并不是真实原因。联邦调查局希望会面发生在一个可以逮捕徐延军的国家。法国政府不太可能同意。
徐延军问华能否带上他发来的目录的内容。“我觉得这是好东西，”徐延军说。
华说他计划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去和他见面。
“问题是，你能把东西导出吗？”徐延军问。
华确认他可以，并再次向他保证，他会把文件带在身边。
“好吧，”徐延军说。“让我们尽量在欧洲见面吧。”
2018年3月的最后一周，华在赫尔等特工的陪同下飞往布鲁塞尔。几个月来，他一直积极配合他们的调查；现在他即将参加实地行动。他的妻子很担心。“我试图向她解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告诉我。
徐延军飞去了阿姆斯特丹。他想让华在那里见他，但联邦调查局想让徐延军去比利时。在幕后，美国当局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愿意合作的欧洲国家，他们最终和比利时政府达成一致。赫尔让华向徐延军解释说，他不能按计划在3月31日来阿姆斯特丹，因为他的老板要他参观比利时的一家工厂。他可以改为在4月1日会面，而且必须在布鲁塞尔。
计划之变让徐延军感到慌乱。他回信说，他很难改变行程；他坚持在阿姆斯特丹会面。在给华的微信语音中，他解释说，未经上级事先批准前往另一个国家会面将被视为严重渎职。然后他提议他们在鹿特丹会面——华可以去这个荷兰城市并在当天返回布鲁塞尔。
联邦调查局不得不为华想出一个拒绝徐延军的理由。“周日是复活节，我老板很重视，”华通过微信给徐延军发消息。“他为出差的团队预留了复活节午餐，并要求我们最好参加。”他不可能离开布鲁塞尔。
徐延军终于让步了，华给他发了一张圣休伯特拱廊街一家咖啡店的照片，这条街是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个历史地标，宏伟的高柱建筑和拱廊玻璃屋顶吸引了众多观光客。
会面定在下午3点。但徐延军提前几个小时就在一名国安部同事的陪同下去咖啡店踩点了。两人穿过拱廊。当他们走近咖啡店时，比利时联邦警察逮捕了他们。除了两部智能手机和大约7000欧元外，徐延军和他的同事还携有价值7000美元的百元美钞——应该是他们计划在当天下午给华的现金。六个月后，徐延军被引渡到美国，面临经济间谍指控。
去年8月23日，在辛辛那提联邦法院的宣判前听证会上，我看到穿着橙白相间囚服的徐延军。虽然是个高个子，徐延军的身形并不显魁梧，方形脸庞在当天的诉讼中没有显露多少表情，只是早些时候戴着手铐查阅律师给他看的一些文件时有些困难。在法官的指示下，一位联邦法警解开了他的手铐。尽管只是非常有限的一点解脱，徐延军还是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徐延军的律师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徐早年在中国的生活跟华很相似。他和华一样出身贫寒，一样全身心投入学业，日夜苦读，周末也在学习——取得优异成绩是创造更好生活的一种方式。和华一样，徐延军成为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获得了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他们人生道路的相似部分到此为止。2003年，也就是华前往美国的那一年，徐延军开始在国安部工作。
在徐延军被引渡到美国三年多之后，为期两周的审判于2021年10月在辛辛那提开始，联邦检察官陈述了他们的控罪依据。徐延军的律师团队包括来自中西部顶尖的塔夫脱·斯泰丁纽斯和霍利斯特律师事务所的五名律师，意味着所需的数十万美元法律费用是由中国政府支付的。（律所拒绝就本文置评。）辩方辩称，徐延军被骗了；他与华通信的目的不是窃取商业机密，只是为了促进华与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辩护律师之一拉尔夫·科宁在结案陈词中说，“实际情况是，我的委托人徐延军先生成了一枚棋子，一方面美国产业界试图从中国榨取利益，另一方面又想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而他成了这种紧张状态下的一枚棋子。”
“他们所说的交流并非只是好意的邀请，”该案主任检察官蒂莫西·曼根向我概括了他当时对陪审团提到的一点。“这属于整个招募环节的一部分。某些会有成果，某些则不然，但这是他们在抛出钓鱼线，是在打探对方的底细。”
在对徐的审判中，曼根援引了徐和几位中国工程师之间一场长达四小时的会议的录音，以表明这绝非什么无伤大雅的交流。很难理解徐为什么要录下这段对话——事后看来此举之轻率令人惊讶，因为录音最终出现在一个iCloud帐号中——总之，他在录音中解释了从海外华人处获取信息的方法。“作为国外专家，他们公司安保非常严格，因此他们很难直接拿出大批材料，”徐告诉工程师们，强调需要考虑信源被盯上的风险。他在谈话中还提到如何在瞄准特定技术的同时发现潜在招募对象。“打个比方，如果我是搞航空的，那么我会去找波音或洛克希德，对吧？我会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找到，”徐说。“在我找到这个人之后，我会弄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在做什么？比如是不是负责整体设计，或者航空电子设备。”
庭审结束时，徐被判共谋和企图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以及窃取商业机密罪名成立。在去年11月提交的一份量刑备忘录中，徐的律师对这名间谍做出了令人同情的描绘，称他心地善良，喜欢和儿子一起踢足球，经常爬楼上上下下给年迈的邻居搬运日用品。他们指出，徐只是在做本职工作，并称“他不是胡作非为的行动执行人或犯罪主谋”。他们在备忘录中辩称本案宜从轻处罚，因为美国政府不能指望通过严厉惩罚某一个情报官员来阻止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法官不为所动。去年11月16日，徐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他正在对判决提起上诉。
对徐延军的逮捕和检控可以看做是抓捕敌方战斗人员，此人进而成为一名战俘，但美国官员认为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场战争，或者说经济间谍攻势，是由中国单方面发动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美国的经济间谍指控是“诽谤”，称对徐延军的指控是“凭空捏造”。在曼根看来，徐延军案审判中提出的证据远远超出了证明他有罪的范畴——它揭露了中国庞大的经济间谍活动的系统性本质。前述调查局特工说，通过对徐延军活动的披露，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有多么普遍。如果一个省级官员就能做到他所做的事，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整体行动规模有多大。
从2019年和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公布的两份起诉书中就能感受到这种规模，起诉书指中国的五名计算机黑客入侵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100多家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这些黑客属于APT41组织，司法部称该组织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其活动不局限于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信息。调查人员说，黑客们还从电信公司窃取了超过100万条详细的通话记录。APT41似乎已经开发出一种数据建模方式来挖掘这类信息，并针对特定目标绘制出社交网络，这些目标包括一名居住在印度的西藏僧侣以及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这些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
去年9月的一天，我到辛辛那提向华了解他的经历。他同意见面，前提是我要保护他的身份。尽管他在法庭上用真名作证，但他还是想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尤其是出于对他家人的担心。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他走到我和他的律师坐的桌子前，温和地和我握手打招呼，并请我体谅他说话声音乏力，因为他在慢跑时伤到了肋骨。
华告诉我，过去几年他一直在重建自己的生活。在协助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期间，除了开优步拉客的几周之外，他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停薪留职几个月后，他被通用电气解雇了。他最终在一家工程公司找到了一份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尽管如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我为什么要在没有咨询雇主和家人的情况下就接受邀请？”他说。“这是我罪有应得。”
当我问到他对复合材料的兴趣时，他来了兴致。“这是一个迷人的领域，”他说。“你可以用多种方法设计复合材料。你可以跳出框框思考，你在设计时有很大的灵活性。”然而，当我问他是否考虑重返这个领域时，他摇了摇头。“我不想，”他说。他似乎担心回去设计复合结构会以某种方式打开一个新入口，触碰到他试图走出的创伤。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几次看到他的眼睛闪着泪光，嘴唇颤抖。但每当我要求他描述他经历那些事情的感受时，他就会露出一种坚毅的表情，似乎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有时候会难以入眠？是的。我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但我总是告诉自己，那是过去，我能做什么？我只能向前看，看我明天能做些什么。”
当华告诉我他是如何同意协助调查局来拯救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时，我不禁想到，他和徐是他们几乎无法控制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的棋子——两个背景相似的人的生活发生了碰撞，两人的结果都是不幸的。我问华，他是否对徐安排他去南京感到愤怒。“不，”华回答道。“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几周后，徐于11月16日被判刑，华通过他的律师向我转达了一个信息，说他听到徐将在监狱中度过这么长的时间，感到很难过。“他不是我的敌人，”华说。“我们都只是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