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冠实验室泄漏说,我们的关注点全错了

实际上,总的来说,虽然相信实验室泄露理论的人经常用阴谋论的说法来描述科学界的反应,但自从疫情暴发第一年以来,相当多的更新“证据”一直是有自己议程的美国政府官员分析或泄露出来的。几乎肯定值得记住的是,能源部的新结论出来时,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正在升温。举两个最近的例子:美国战斗机击落了至少一个中国侦察气球,这种气球已飘越我们的领空多年;中国现在似乎正在认真考虑向俄罗斯军队提供武器

如果真的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决定性答案,新冠病毒的起源当然会对地缘政治有重大影响,因为世界大国之一可能对百年一遇的全球苦难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但即使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实验室泄漏假说也有在世界舞台上呈现叙事的巨大潜力,倾向于与北京发生更多冲突的人也更有可能将大流行的起源归咎于中国。不过在政治领域,那些最相信实验室起源说的人不是愿意接受全球治理结构的人,尽管一个全球治理结构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国外研究事故。而那些致力于捍卫科学原则的人,很可能将监管呼吁视为党派斗争在兜售恐惧,从而把更高风险的工作带入世界。

但我认为,关于实验室泄漏和实验室安全讨论的奇怪状态不能只用简单的党派之争来解释,尽管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两党对垒的战线很早就已明确划出。至少在刚开始时,美国人真的很害怕,一些人高度依赖专家指导,另一些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一些人把《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对新冠病毒起源的报道描述为简单地“照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表述。不管是什么目的,2020年3月发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以及当年2月发在《柳叶刀》杂志上带有“阴谋论”一词的评论中使用的权威语言,似乎已经压制了辩论。

事实证明也很难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它在本质上具有让讨论双方眼花缭乱的技术性:研究资助申请、基因组序列、安全方案和监督委员会。研究人员和专家们很快采取了防守和不屑一顾的态度,让公众从一开始就明显感觉到,这是个几乎无法解决的僵局。最近,虽然有些研究人员已接受了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但也有一些人已对监管和监督进行抵制
虽然讨论这类病毒学研究的风险问题已经足够难,但讨论这些研究可能带来的好处可能也有危险。尖端功能获得研究的支持者经常提到更深入了解病毒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已在《病毒学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对病毒学进行细致入微的探讨:呼吁理性对话”的评论中和其他地方提出。(“一群人数不多、但声音很大的个体利用这些担忧,把关于进行病毒相关研究提出的合理安全问题,与SARS-CoV-2起源的不确定性混为一谈,”评论的作者写道。“结果是加剧了公众的困惑,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引发了对病毒学缺乏了解的谴责。”)

但是,具体研究项目带来的潜在好处并不总是那么清楚,让研究的固有风险可以接受。实际上,正如科布伦茨指出的那样,公众担忧的浪潮最终导致奥巴马政府暂停了功能获得研究,公众对让禽流感病毒H5N1能在哺乳动物之间传播的实验提出了质疑,实验的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有更好的准备,一旦H5N1最终在自然界的哺乳动物之间传播。但实验的结果并没有被证明对预计在近期出现的禽流感有帮助,因为H5N1似乎遵循了一个不同的演化路径。

即使有党派偏见和对讨论的限制,我也不认为复杂性能解释我们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看到的所有怪事。虽然美国半数以上的人也许认为新冠病毒始于实验室泄漏,但即使对相信这个说法的人来说,真正思考这种可能性似乎也让人相当不舒服,想想过去几年里这么多的死亡和破坏可能是人为事故,确实是鲁莽和狂妄自大的后果。或者,想想如果不出台意义重大的新监督措施,这种事故可能会再次发生。或者,想想这样的大规模死亡和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坏在我们眼前发生,而我们还未能最终确定这是怎么开始的,它就消失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思考过这些可能性的话,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向后看,甚至是象征性地思考,好像这些实际问题只是个纯粹的抽象问题,更多地反应了文化战的冲突,而不是实际的困境。对于实验室泄漏起源即使非常微小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反应只是说,“让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未来不发生这种情况”,难道不是更好吗?或者至少在监督和监管方面尽我们的所能,让我们在下次发生这种情况时能确实搞清楚原因,难道不是更好吗?

“这才是经历了这场大流行病后的真正损失,”伦佐斯说。 “因为这本该是一次机会,让人们能够以政治的、公开的方式关注生物风险,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风险。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因是这本会是实验室泄漏可能导致大流行的一个极佳例子。无论新冠病毒是不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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