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抗议的先例最早能追溯到1924年，据称当时克拉科夫市一家报纸出版了一份空白的特刊，作为对审查人员的讽刺谴责。1965年，《偷拍》(Candid Camera)有一集内容讲的就是抗议者的恶作剧，他们拿着空白的标语牌在纽约一处空地前聚集。四年后，多伦多一所高中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模拟静坐示威，亮出了空白标语和空白的“诉求”清单。美联社给这场抗议的报道安了一个恶搞标题——《学生诉求》。
回头再看，上世纪60年代的那些噱头在意识形态上似乎是保守的：那是在民权时代和越战期间矛盾最激烈之时上演的拙劣模仿，嘲讽的正是抗议的概念本身。但近年来，公民已将空白标志代表的诙谐含义反转。香港的民主示威、反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人都使用过这种标志。9月，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有报道称反君主制示威者在苏格兰被捕。很快就出现了更多举着空白标志的抗议者。
这些标志都代表了荒诞的玩笑，嘲笑了审查制度及其执行者。它们就像一种诱饵：当通常穿着制服、装备精良的安全部队抓捕一位举着空白标志的公民，国家权力的妄想症和非理性就会暴露无遗。这就像网络水军的精明计谋一样，空白标志是诱使目标自我暴露的开关。
横幅和旗帜这种传统的抗议标志在社交媒体时代可能已经不再通用。激发想象力的标志往往是谦和而又出乎意料的，就像某种生动的米姆，例如在香港被当作盾牌使用的雨伞。这些符号通常带有讽刺和荒诞的意味。在泰国，民主示威者选择了一个比白纸更夸张的标志：充气橡皮鸭。
中国的空白标志已被证明是绝佳的米姆素材。印着在阅读空白纸张的小熊维尼的T恤已经出现，这是嘲讽习近平的双重笑话，将他比作A·A·米恩创作的滚圆小熊的米姆，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封禁。这些标志激发了更多雄心勃勃的奇观。流亡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发布了一段Instagram视频，他在其中用紫外线隐形墨水在白纸上写下了关于言论自由的信息。在一场行为艺术表演中，一名身披白纸女子被身穿防护服的人——让人联想到中国裹在个人防护服之下的“大白”——喷上红漆。
在互联网受到严格审查、天网监控着线上和线下一切日常的中国，抗议者与当权者之间的网络斗争愈演愈烈。从乌鲁木齐爆发抗议的一刻起，上传示威图片和试图抹掉所有痕迹的国家审查机器就爆发了冲突。网民试图骗过旨在捕捉非法内容的算法：他们翻录视频，或是将视频反转，要么就使用VPN在Twitter和Instagram这种不受中国审查控制的网站“存放”数据。这些在中国“防火长城”中寻找裂缝的努力对抗议活动至关重要。有理由相信他们取得了成功：中国政府此后采取措施，取消了严格的新冠防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