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革命”逐渐淡去,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

遇难者的维族身份——以及新疆更广泛的危机——基本都被忽视了。网上流传的海报和标语截图写着“我们都是新疆人”,或称他们为“同胞”,但没有明确提及“维吾尔人”。留美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哪怕是在这里,在美国校园反对“清零”的集会中,许多人依然不愿提及更广泛的新疆镇压。当我在Twitter上用中文询问示威者对遇难者的同情到底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还是因为他们是更广义上的同胞,一些人质疑我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区分。“维族人跟汉族人有分别吗?”一位网友问道。“烂问题。”还有人回复道:“维吾尔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当然,光是共同的人性已经能让我们对这场悲剧深感同情。但新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汉人为丧命的维吾尔人抗议的场面非同寻常,也令人心酸,因为多年来,党国一直靠将维吾尔人妖魔化为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需要进行强有力“职业培训”的无知农民——来为其新疆政策辩护。而现在,乌鲁木齐火灾的画面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维吾尔人人性和平常的一面。

习近平的新疆政策和他的新冠政策是共通的:起初只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医学比喻:让整个民族必须接受残酷的集体治疗,根除极端主义的思想“病毒”。而当真正的病毒降临中国,这一比喻就变成了现实,中共打击病毒的手段与其对抗隐喻性疾病的办法如出一辙。

在控制意识形态病毒的形势下,据信从2017年开始,国家将新疆超过100万人口关进了新建的再教育营或监狱,并收集生物特征数据,以便利用监控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追踪其他所有人口活动。国家收集人口行为和其他数据,将其分类为“可信任”或“不可信任”;被认定不可信任的人可能会遭遇审讯或拘留,其活动可能被局限于他们所在的村庄、社区或家里。手机装有未经批准的应用程序或内容都会被捕,而手机随时都可能遭到检查。

目前在全中国已经制度化的“清零”正是以完全相同的原理和技术运转。为了清零,民众被关在自家小区,或是被迫与家人分离进入隔离营。若有少数人检测呈阳性,整个市区的居民都会被禁足,在公共卫生层面上,这种集体性惩罚没有任何必要。

新疆的封控已经持续100多天,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离开这片广袤的沙漠地区。同样,在“清零”政策下,通过对国际旅客的强制隔离,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中国的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或公寓大楼。反复的侵犯性核酸检测日复一日地收集公民数据入库,成为赋码的依据;人的活动就取决于这种传输至手机以供检查的健康码。据称现在上海地铁里有警察检查手机上的违法内容,澳大利亚华人活动人士和艺术家巴丢草形象称之为“新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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