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没能带来我们需要的那种经济秩序

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全球性机构,以及后来像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本质是跨越国界连接全球金融、贸易和商业)都受到了这些新自由主义哲学的影响。它们大力倡导华盛顿共识,也就是从市场自由化和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经济原则。这些方子造就了超出以往的经济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四年,是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时期之一。但它们也在国家内部导致了大量的不平等。

怎么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资金的跨境流动比货物或人员要快得多。学术研究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和亚洲之间达成的“廉价资本换取廉价劳动力”交易,给跨国公司和中国政府带来的好处远超任何其他实体。里根-撒切尔革命通过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释放了全球资本,克林顿时代则充分释放了全球贸易,达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也最终加入了世贸组织等等,这使得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和全球市场一体化之间的政策利益平衡向后者倾斜。当时的想法是,进口带来更便宜的消费品将弥补工资的持平甚至下降(对许多劳动人口来说,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工资就是不涨甚至是下降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之前,从住房到教育和医疗保健这些使我们成为中产阶级的东西,价格的上涨速度就已经远远快过工资的上涨。这一点即使在最近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全球经济与国家利益脱钩的感觉助长了我们今天正在努力应对的政治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以特朗普和MAGA运动的形式呈现)。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原本旨在打击政治极端主义的哲学,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哲学不仅在美国遭到唾弃,在国外也是如此——看看英国对特拉斯首相命运多舛的涓滴减税试验的强烈反对。将业务外包到多个国家本应提高制造业的生产力和商业效率。但是,从疫情到海啸,从港口拥堵和其他不可预见的事件,任何形式的全球压力都会导致所谓的效率崩溃。

在过去几年的全球危机之前,复杂的供应链就已经导致了许多生产灾难;想想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灾难吧。当时,一家为多个全球品牌生产服装的工厂倒塌,导致1100多人死亡(这些工厂对其供应链中的下游风险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本应促进国家间和平的自由贸易本身,却成为一个被重商主义国家和政府专政玩弄的系统,导致国内外严重的政治分歧。

幸运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钟摆最终会摆动回来,已经过时的哲学会让位于新的哲学。社会经济议程的巨变是罕见的,而且是变革性的。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世界正开始重置——不再是传统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的“常态”,而是重置到一种新常态。政策界、商界和学术界正在重新思考,如何在全球和本地之间取得正确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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