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到北京,自由主义挑战者危机四伏

不光是普京政权显示出非自由主义崩溃的迹象。北京看起来比莫斯科强大得多,但它在新冠疫情初期取得的成功已经让位于一个看似疯狂的目的,即不惜牺牲繁荣、国内安宁和全球影响力维持清零政策。

与此同时,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另一种竞争对手,它正在承受一波抗议浪潮,即使这些抗议没有推翻政权,也在提醒人们当年的伊斯兰革命在今天是多么不受欢迎。

Markus Schreiber/Associated Press
Nicolas Asfour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右翼挑事者理查德·阿纳尼亚常常批评自由派的坚定信念和美国的自大,正如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2022年对于弗朗西斯·福山那套老生常谈的观点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年,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制度缺乏看似合理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当然,自由主义有很多敌人,而且相对于福山1989年“历史的终结”论点的原点,自由主义秩序正显示出明显的内部衰退迹象。但是对替代品的渴望不足以使它们成为现实;相反,我们看到,一个世界体系仍可能在没有竞争对手做好取代准备的情况下急剧削弱。
如果说俄罗斯是最大、最丑陋的失败者,中国的例子则更为有趣。一直以来显而易见的是,普京主义与西方是一种模仿、戏拟的关系——它是一个伪民主体制,而非具有不同合法性来源的真正竞争对手。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似乎正在创造一种更加稳定、更具自我合法性的东西,一种能够达成从一个领导人到另一个领导人的和平过渡、抵制个人崇拜并能够引导经济和科技快速进步的一党精英政治。
但是,习近平以毛泽东的方式巩固个人权力,加上他领导的政府存在的明显失败(不光是清零政策,还有经济管理和软实力外交上的失败)表明,中国的体制正在回归专制手段,即一旦你有了一个平庸的领导人,一党精英统治就会重新陷入平庸的独裁统治。
伊斯兰共和国的动荡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引人关注。正如沙迪·哈米德发表在《首要原则》(First Things)的一篇挑衅性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穆斯林世界的各种伊斯兰主义运动预见到了西方最近对“后自由主义”政治的迷恋(和恐惧)——并提供了非西方式的尝试,试图打造一种政治文化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声称是世俗自由主义的继承者,而不仅仅是向过去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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