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云,哀悼者的灯塔

对李翊云来说,对一个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人的好奇往往标志着一个故事的开始,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她创造的人物当作自己认识的人,也许她一周前刚和他们聊过。她最新的小说《鹅之书》(The Book of Goose)将于9月下旬出版,小说源自生活在战后法国的两名少女——阿涅斯和法比安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李翊云的脑海里,就好像是她正在偷听一段私人聊天。法比安问了阿涅斯一个问题:怎样种幸福?当阿涅斯对幸福究竟能否种出来表示怀疑时,法比安责备她说:“任何东西都能种。就像土豆。”法比安建议她们两人用两种方法来种幸福,一种是把幸福当作甜菜种,另一种是当作土豆种,这是一个关于美好生活本质的哲学讨论,尽管用的是只有她们才懂的语言。但通过默然接受这个胡闹提议,无论多么天真,阿涅斯开始了将她们的友谊劈成两半的过程。

李翊云1972年出生于北京,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华那一年。她最早的记忆是一场地震,房子的晃动将她在深更半夜震醒。她和家人冲到马路上,看到所有街坊都穿着内衣、披着被子站在外边。“我觉得我成为一名作家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她告诉我,“从看到所有这些人开始的。”她是两个女儿中的妹妹,父亲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母亲是一名教师。李翊云常常更喜欢当一名旁观者,而不是多愁善感的参与者。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她因为转头观察同学们的表情而受到老师的批评。

她在物质贫乏的共产主义时代长大,对故事特别感兴趣,但总觉得书不够读。她会把鱼贩子用来包东西的报纸碎片保留下来,在没人的时候展开来读,或在学校午休时间赶回家,听收音机里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那时候,俄国小说在中国更容易买到;她读了大量俄国小说,尤其是屠格涅夫的作品。12岁左右,她开始在学校学习英语,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打开英语课本的感觉。“我不得不说,那是我最美好的记忆,”她笑着说。她开始用英文阅读时,给她的意识带来最强烈冲击的是页面上充满了我字“I”,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不安。在接受了一年强制军训后,她进入北京大学的自然科学专业。军训期间,她曾白天参加训练,读马克思主义历史,业余时间读用打印纸复制的盗版《读者文摘》。

1996年,李翊云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作为一名有天分的科学家来到爱荷华城开始攻读免疫学博士学位。在四年的学习期间,除了每天和实验室里的小鼠打交道外,她还生下了长子,那之后她告诉丈夫自己不再想当科学家,而是想写作。

她选了一门晚上的课,授课的是一名诗人,她开始自己写作,一写就是两年,同时白天在一家医院工作,直到她最终完成了短篇小说《不朽》(Immortality),这个用复数代词“我们”的集体声音讲述的雄心勃勃的故事跨越了几代人,个体在叙事的广阔海洋中浮现了珍贵的片刻之后,就被残暴的漫长历史再次吞没,李翊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战争与和平》呈现的就是这种起起伏伏。《巴黎评论》当时的主编布里吉德·休斯从投给杂志的废稿堆中发现了《不朽》,将其发表,休斯后来成了李翊云的终生挚友。外界认可很快随之而来:李翊云被严格挑选学员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录取,获得了小说艺术硕士学位。《巴黎评论》把令人垂涎的普林顿奖授予了她,她还获得了第一部小说集和小说《漂泊者》这两本书的出版合同,《漂泊者》讲述的是中国一个偏远村庄,当地一名反抗中共统治的年轻女子被处决后发生的事情。

李翊云41岁那年正在写《我必须离开》(Must I Go),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莉莉娅的加州女子对自己的生活,以及她过早失去自杀身亡的女儿的反思,就在那年,李翊云的长子在16岁时自杀。这个悲惨的巧合暂停了她的小说写作。李翊云用坚忍一词描述家人,尽管他们以长期、持久的方式进行了哀悼,但她第二周就重新开始教课,担心把太多无序的时间花在独自思考上。李翊云经历的悲伤和痛苦体现在她2019年发表的简练而深切的小说《理性终结之处》(Where Reasons End)中,小说写的是一名母亲与死于自杀的十几岁儿子的虚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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