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没有公开表现出任何疑虑，但当他担心政权的存在受到威胁，而且有一条安全的撤退之路时，他会展示出战术妥协的能力。
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是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的外交缔造者之一，他写道，该协议是由“强硬的外交、制裁的经济影响力、国际共识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可能使用武力的军事影响力”催生出来的。今天，外交没有强硬，制裁没有得到充分执行，国际共识更难达成，德黑兰似乎相信拜登总统没有兴趣在中东再次发起军事冲突。
过去四十年来统治伊朗的文职政权病入膏肓，但它仍继续存在，部分原因是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它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是因为它有充分理由担心这样做会加速它的死亡。伊朗经济的天启四骑士——通货膨胀、腐败、管理不善和人才流失——普遍存在。伊朗与该地区的其他势力——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之间的共同点是不安全、经济失败和极度不满。
开创性著作《革命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的作者克兰·布林顿认为，大多数革命在最终正常化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激进时期，即“恐怖统治”。尽管伊朗的革命热情很久以前就平息了，但正常化一直难以实现，部分原因在于现状中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利益。
哈梅内伊和他的革命同党——余下的真正信徒——的目标是避免一个正常的伊朗，以及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将使该伊斯兰共和国失去帮助维持安全部队凝聚力的外部对手，即伊本·赫勒敦所写的族亲意识。虽然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失败的策略，但年过八旬的哈梅内伊没有着眼那么远。哈梅内伊的首要任务从来都不是伊朗的国家利益，而是保持他的政权团结和国际社会的分裂。
如果我们以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40年历史作为参照的话，结论是哈梅内伊恐怕不愿意或无法达成内部共识来恢复与美国的核协议，除非他感到政权团结正在动摇，社会倦怠感开始为新一代的权力寻求者提供助力。悖论在于，它往往只有在巨大的压力下才会妥协，而同样的外部压力和孤立却有助于它保持活力。
数十年来，哈梅内伊越来越擅长这种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