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乐观看待中国的审查制度,我错了

正如我所写的:“记住祖母曾经说过的话:永远不要把一个世纪让给一个审查谷歌的国家。”

我还曾在2006年12月13日的时报专栏文章中强调了这个主题,我在文中写道:“对不起,我还没有准备好把21世纪让给中国。”当然,中国“在消除文盲方面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大幅增加了高中毕业生和新大学的数量。但我仍然相信,在一个对谷歌进行审查的国家里,很难产生创新文化——在我看来,这意味着限制人们想象和尝试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能力。”

这些年来,中国似乎正朝着我预测的方向缓慢前进。现在很难相信,但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我可以在中国的大学里自由演讲,在北京和上海的书店里做讲座,甚至坐着小巴在吉林省旅行,报道村庄选举——政府的监管很少,更不用说审查了。

事实上,与32年前我最初访问中国时相比,今天中国的整个信息行业要开放得多。问题是,它跟10年前相比则要封闭得多。

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然后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以来,事态发展的轨迹出现了明显的逆转。看看《南方周末》就知道了。2013年,在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几个月后,它努力报道真相的声音被政府审查人员和宣传卫士粉碎了。

我相信,中国将为失去这种诚实的新闻报道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无论是揭露隐藏问题的能力,还是创新以及用新思想挑战市场既有势力的自由。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里,能够看到世界的走向并迅速适应和纠正的能力至关重要。然而习近平却不这么认为。他不仅收紧了对所有中国媒体的管制,同时还打击了科技创新人员,甚至是商业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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