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日本有集体主义文化，但当营业场所迅速关闭、人们足不出户时，押谷仁仍然感到很惊讶。从未允许远程办公的公司让员工带着笔记本电脑回家。家人取消了对长辈的探访。代表剧院、职业运动队和举办红白喜事场所的近200个行业团体发布了冗长的预防感染方案。
公众接受了这些指导方针，总体死亡率竟然低于新冠暴发前一年的死亡率。
那些试图违背指导方针的人受到了公众的谴责。伊达利雄（Toshio Date，音乐在大阪经营着一家专门从事围棋和将棋游戏的棋牌室，在该市要求餐厅、酒吧和其他娱乐场所关闭时，他最初试图继续营业。
在当地电视台要求拍摄这间异类的棋牌室时，58岁的伊达得到了消息并迅速关店。大阪是日本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城市，但即使在大阪的感染数字稳定下来，棋牌室重新开业后，伊达表示，自己经常遭到陌生人的责骂，说他接待太多客人。
尽管大部分大棒来自公众，但政府也以经济补贴的形式为企业提供了胡萝卜。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2020年，日本向超过420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业主提供了逾405亿美元的资金。
较大的企业根据大流行前的收入获得“配合资金”，每天高达20万日元（略低于1500美元）。
激励措施并非普遍有效。在疫情的第一个夏天，由于光顾酒吧和歌舞厅的人无视专家的建议，东京市中心的夜生活区开始出现群聚感染。
当企业无视有关通风、戴口罩和酒精消毒的指导时，市政府官员被派去说服他们遵守规定。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对企业罚款或切断经济补贴。在东京，根据该市产业劳动局的数据，96%到98%的企业最终同意遵守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