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一切都变了”:在皇后大道,见证变化和重塑

“我想我们都想给中国一个机会,我们认为随着回归祖国,我们在香港的人可以成为这个伟大国家的一部分,”他说。

由青年驱动的香港公民社会发挥了作用。一群青少年参与了说服政府搁置亲北京教科书的活动。

2019年夏季的游行,就像五年前的学生静坐运动一样,以更加惨烈的方式结束。警方以日益增加的警力回应无人领导的抗议者,逮捕了数千名青少年。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限制了集会,此时的香港已是一片寂静。

当地的一项民调发现,如今,只有2%的香港青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超过四分之三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粤语是香港的方言,人们以说粤语为傲,而不是大陆的普通话。

“当中国显然不再对自由改革感兴趣时,我们开始质疑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梁继平说道。他编辑了一本名为《香港民族主义》的文集。“我们开始认为,‘我们是香港人。’”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逃离中国动荡的数百万人来说,香港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通往更美好地方的中转站。最终,香港不再是一个权宜的选择。这里成为数百万中国人的家园,其中许多人为了英国官僚机构的便利而起了英文名:Kelvin和Fiona、Gladys和Alvin、Brian和Eunice。

现在,香港人正在离去。今年的一个月内,从机场离港的人数相当于2019年全年移居香港的人数。持续的新冠病毒限制措施意味着几乎没有人进入香港。许多没有入狱的活动人士流亡海外。出租车司机、会计师和教授纷纷搬去国外,开始新的生活。

在中国的每一次动荡之后——清朝覆灭、共产党接管政权、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大屠杀——香港的人口都因难民而激增。
在中国的每一次动荡之后——清朝覆灭、共产党接管政权、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大屠杀——香港的人口都因难民而激增。
现在,这座城市的居民正在减少。在今年的一个月里,离开机场的人数大约相当于2019年全年移居香港的人数。
现在,这座城市的居民正在减少。在今年的一个月里,离开机场的人数大约相当于2019年全年移居香港的人数。

2019年7月,警方用催泪瓦斯对立法会清场后数小时,梁继平离开了香港,飞机起飞时他的心怦怦直跳。

“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现居美国的梁继平说。“我非常爱香港。这就是我为它抗争的原因,也是我不得不离开的原因。”

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这就是命”

1978年,做面条的杜和冒着生命危险逃离中国。他为此训练了一年多,提高自己的游泳能力,为徒步翻山练块头。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他再次启程,作为干粮的月饼却在雨水中发了霉。终于,在森林里走了七个晚上后,他看到了对岸的香港。

“我们朝着光亮游去,”他说。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逃离动荡的数百万中国人来说,香港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通往更美好地方的中转站。
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逃离动荡的数百万中国人来说,香港既是一个避难所,也是通往更美好地方的中转站。
曾经,许多香港青年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自豪:中国人,是的,但是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怀着对普通法系和源自葡萄牙的蛋挞的热爱。
曾经,许多香港青年为自己的双重身份感到自豪:中国人,是的,但是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怀着对普通法系和源自葡萄牙的蛋挞的热爱。

皇后大道上五颜六色的各种美食招牌​​让杜和眼花缭乱:鲍鱼和银针茶、苏格兰威士忌和奶油蛋糕。

他离开的时候,中国非常穷。他在童年时代只有两次吃饱过。当他妻子的亲人回大陆探亲时,为了救济众亲友,挑了挂满一壶壶食用油的扁担,把衣服一层套一层地穿着身上,好脱下来分给亲戚。

今天,在与香港相邻的广东省的部分地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久的经济繁荣已经让人们的生活水平超过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部分人群。在皇后大道,高昂的租金和商业放缓迫使靠手艺吃饭的家庭放弃了他们的老店。

杜和现在已经过了中国的退休年龄。他的儿子、35岁的杜德泰(音)有朝一日会接管这家店,祭拜同一个沾着面粉的灶神。

与父母不同,他出生在香港。他没有离开的想法。

“香港就是家,”他说。

现在,杜和日复一日地辛勤工作,用面条机生产面条。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他不记得自己上一次享受正常的假期是什么时候了。

他与家人住在一间狭窄的公寓里,但在广东的老家建了一座六层的大宅。他的兄弟姐妹们从未离开过中国,靠国家养老金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也梦想在那里退休。

“在香港,如果我不工作,我什么都没有,”杜和说,他赤裸的上身和睫毛上都沾上了面粉。“但我来了香港,这就是命。”

回归纪念日的庆祝横幅。
回归纪念日的庆祝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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