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安身立命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没有太多时间讲故事。在我的童年里，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分钟用来专门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我的父母不是那种能够讲出自己故事的性格——在你和我生活的世界里，自我叙述很重要，这样别人才能了解你。但是对他们来说，不讲出来的事情更重要——如果有些事很重要，你肯定不会拿出来说。和这边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确实试图从我妈妈那里探到一些故事。她没有说太多。但有时她说的话比她原本想说的还多。
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来自边缘化背景的作家，如果别人觉得他们可以代表某个群体，他们往往会拒绝成为“代言人”的期望。但你似乎更愿意承担这个解释性的角色，至少在你的小说里是这样。
我认为有些人担心，如果承担了这个任务，无论是作为非虚构作家还是作为某种“文化大使”，会难以脱身。但对我来说这样更舒服。
而且，我已经成为一名小说家——如果我的第一本书是非虚构类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轻松脱身。我脱离非虚构写作时没有困顿感，反倒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确信这就是我写《抵制者》(The Resisters)的原因之一。我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而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地盘，可能更像是属于任璧莲的地盘。然后我们就看看以后会怎么样吧。所以我认为非虚构类写作帮助了我成为一名作家。
你的许多故事都围绕着几代人的观点差异——包括他们如何看待阶级和种族。你有没有担心过读者是否喜欢你笔下的角色，尤其是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增加的时候？
少数族裔作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其他作家？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必须非常小心。随着时代的变化，声音越来越多，你可以放松一点。但是我的脑海里仍然有一个小声音在说：“我会带着我觉得真实的东西去写，但我也必须认识到它可以被如何解读，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必须消除读者的敌意。”我的幽默是其中很大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