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国与事实:任璧莲笔下的中美世界

在美国安身立命实在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没有太多时间讲故事。在我的童年里,我不记得有任何一分钟用来专门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想怎么度过这一天。我的父母不是那种能够讲出自己故事的性格——在你和我生活的世界里,自我叙述很重要,这样别人才能了解你。但是对他们来说,不讲出来的事情更重要——如果有些事很重要,你肯定不会拿出来说。和这边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确实试图从我妈妈那里探到一些故事。她没有说太多。但有时她说的话比她原本想说的还多。

许多作家,尤其是那些来自边缘化背景的作家,如果别人觉得他们可以代表某个群体,他们往往会拒绝成为“代言人”的期望。但你似乎更愿意承担这个解释性的角色,至少在你的小说里是这样。

我认为有些人担心,如果承担了这个任务,无论是作为非虚构作家还是作为某种“文化大使”,会难以脱身。但对我来说这样更舒服。

而且,我已经成为一名小说家——如果我的第一本书是非虚构类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轻松脱身。我脱离非虚构写作时没有困顿感,反倒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确信这就是我写《抵制者》(The Resisters)的原因之一。我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而我现在回到了我的地盘,可能更像是属于任璧莲的地盘。然后我们就看看以后会怎么样吧。所以我认为非虚构类写作帮助了我成为一名作家。
“我确实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记者和历史学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将它们视为钢琴的琴弦。他们的工作是制作琴弦并确保它们的音准正确,”任璧莲说。“我的工作是将音乐弹奏出来。”
“我确实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记者和历史学家所做的所有出色工作——我将它们视为钢琴的琴弦。他们的工作是制作琴弦并确保它们的音准正确,”任璧莲说。“我的工作是将音乐弹奏出来。” Hilary Swif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的许多故事都围绕着几代人的观点差异——包括他们如何看待阶级和种族。你有没有担心过读者是否喜欢你笔下的角色,尤其是在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行为增加的时候?

少数族裔作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有多少其他作家?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必须非常小心。随着时代的变化,声音越来越多,你可以放松一点。但是我的脑海里仍然有一个小声音在说:“我会带着我觉得真实的东西去写,但我也必须认识到它可以被如何解读,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必须消除读者的敌意。”我的幽默是其中很大一部分。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