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大门被猛地关上

只不过,那些出现在我们校园里的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的男孩女孩看起来不像帝国主义者,甚至根本就没有威胁性。他们看起来就像我们,除了穿着更得体:害羞、善良、充满好奇。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军事训练课上组装卡拉什尼科夫枪,用于对付敌方特务。而他们就在这里,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面面相觑。然后有人笑了,有人打招呼。短短几分钟,我们之间的戒心就消失了。“春假期间我正在读《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一个戴着银耳饰的高个子男孩告诉我。“拉斯柯尔尼科夫很酷!”

接下来五天,在相互了解中我们得知美国人也害怕核战争,只是在他们的版本中,核战是由我们发动的。誊写下来的《冰冰宝贝》(Ice Ice Baby)歌词让人感到不知所云。正如那位拉斯柯尔尼科夫粉所解释的那样,“锅”(pot)除了厨房用品之外还有其他含义。当一个男孩告诉一个女孩她很“特别”时,那就是,嗯,很特别。我们一起在街上游荡,在列宁雕像旁边拍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如美国人所说,我们“一起玩”。在挥泪告别之前,我们交换了地址,并承诺做一辈子的朋友。

我一直留着一本绿色笔记本,上面写着美国城镇的名字,还有一封情书、一枝康乃馨干花和一堆黑白照片,这些都是1989年魔法的见证:柏林墙被拆除,铁幕倒台,可怕的“我们”和“他们”消失在终于自由的空气中。高唱“再见美国,我从未到过的地方”,一首流行的赞歌,我们正在告别美国这个敌人,美国这个神话——并期待去发现真实的事物。“边界”和“意识形态”之类的词不再有意义。美国和俄罗斯似乎因为共同的和平向往而团结在一起。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们两国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善意。作为一名在美国的俄罗斯人,我遇到了无数培育这种善意的人:一位帮助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建立儿童心脏手术中心的加州医生;一位在莫斯科组织了第一届犹太电影节的湾区电影制片人;一位西雅图船长,他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渔民建立了海上合资企业。与此同时,俄罗斯大学毕业生蜂拥而至,将他们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从好莱坞电影到DNA测序的方方面面。很多人结婚了。一支受欢迎的俄罗斯全女班乐队捕捉到了1990年代的精神,她们用电巴拉莱卡琴恳求一位想象中的“美国男孩”来带她们去冒险。

这恰好也是我的路线。我嫁入了一个去美国寻求庇护的不同政见者的家庭,也成为了人的流动和思想的流动的证明。钱也在流动。例如,1998年,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带薪工作是为第二届年度美俄投资研讨会担任翻译,该研讨会由哈佛大学主办,以国际银行家的全明星阵容争夺俄罗斯嘉宾的注意力,这些嘉宾包括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当时的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地方,善意缓慢了下来。在表达了对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首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热情之后,美国领导人发现他的克格勃式继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不太合他们的心意。普京的意思很明确,他完全不在乎。我的苏联童年中的一个词“美国霸权”开始出现在俄罗斯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上。在西方,俄罗斯人不再被视为从极权主义政权解放出来的人质、007电影中痛改前非的反派或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文化的使者,而是被视为曼哈顿和迈阿密豪宅的全款买家。将国家与其公民联系在一起的魔咒减弱了,但共同的利益和社会纽带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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