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片和谐也有黑暗面：群体思维。奥巴马曾说，“我想要那些能够不断把我赶出舒适区的人。”但是拜登不这么想。他为他的政府任命了有能力的、正派的人，他们都是从外交政策建制派中逐步晋升上来的，总体上都认同这个群体的设想。他们是罗兹所称的著名的“小集团”(Blob)中的佼佼者，是华盛顿的两党外交政策精英，他们认为维持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对确保美国的安全和国际和平至关重要。
甚至当拜登政府不顾建制派的意见，从阿富汗撤军时，其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受“小集团”推崇的项目：支持美国对抗强大的对手，尤其是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最有影响力的顾问在质疑，考虑到美国人实际面临的威胁，这样的优先事项是否正确。
“小集团”倾向于将美国的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军事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军事解决方案。拜登的大部分高级助手都来自于那些令他们倾向于这一观点的机构。回到政府工作之前，布林肯和海恩斯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其客户包括国防承包商。奥斯汀将军曾在武器制造商雷神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至少有11名拜登政府的高级外交政策官员——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沙皇”库尔特·坎贝尔，以及五角大楼中国工作组负责人伊利·拉特纳——都曾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成员，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该中心从国防承包商获得的资金比华盛顿其他任何智库都多。
考虑到这些背景，拜登政府提出的军事预算比美国在越南战争最激烈时期的预算还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根据2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只有17%的民主党人认为军事开支应该增加。
拜登政府迅速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召集欧洲盟友一同惩罚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侵略行为，这一点值得称赞。但它也在利用这场战争来推进一个更大的目标：挫败一个对手的傲气。奥斯汀将军曾表示，美国在乌克兰的目标之一是“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布林肯为解除反俄制裁设定了极高的标准——莫斯科撤出乌克兰领土必须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即使在乌克兰的热战结束后，与俄罗斯的冷战仍有可能持续下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他们从根本上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威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以零和原则来定义与世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5月26日，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概述了政府的中国战略，他说，该战略可以“概括为三个词”：美国将在国内“投资”，与盟友的政策保持“一致”，并与北京“竞争”。“合作”一词的缺失十分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