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美国的黑人和亚裔社区经常被描述为相互冲突。但我们也有相互合作的悠久历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美国做移民劳工的亚裔美国人经常遭受种族暴力。这种歧视经历使他们与黑人社区团结起来。
随着美国人开始反思种族不公、警察暴行和反亚裔袭击事件的激增，我们有机会重新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并在这种团结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乔治·弗洛伊德被戴上手铐并被警察用膝盖压在地上后身亡，这一事件发生时我住在台湾。我的应对方式是帮助协调台北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为我自己和我的社区站出来、拉近我和我的家乡之间象征性的距离，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纽约市，珍妮·杰伊·朴是“花园勇士”的主要组织者，这是一个聚集了非暴力活动人士的组织；她也是非营利性青年团结组织“卫生国度”的创始人。那年夏天，她和数以千计的人一起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游行时，一群小男孩走近她，大喊：“你的人杀了我的人。”他们说的是在弗洛伊德被谋杀时站在一旁的苗裔美国警官。
“我理解他们的反应，”她说。此后，她一直致力于在黑人和亚裔社区之间建立交汇的团结。朴女士说，建立联盟不光需要与我们自己进行艰难的对话，还要与我们的家人进行这样的对话，这样才能消除许多亚裔文化中存在的代际肤色歧视和反黑人情绪。
“我们保护我们”的创始人努波尔·基亚佐卢认为，促进黑人和亚裔社区之间团结的关键在于实践爱、教育和耐心。“我们必须愿意以开放的思想、耳朵和心灵，去倾听彼此，”她说。
温迪·王（音）于1990年代移居美国。她在城市周围的餐馆工作，后来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餐馆。她在社区中遇到过困难——有人曾经用BB枪朝她丈夫的脸开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与她所服务的忠实客户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也来自一个移民家庭。我的母亲来自越南，父亲来自尼日利亚。他们在得克萨斯州相遇相爱，但他们的家人不赞成他们的结合。结果，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没有与我们的大家族或我们的文化形成关系。
在多个身份之间游走，这感觉有时很复杂。当我看到父亲与执法部门的互动时，我猜测我身份的一部分可能比另一部分更安全。但反亚裔暴力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幻想，并提醒我，我们举在身前的盾牌可能不堪一击。
社交媒体一直是一种强大的组织工具，但它也可以将我们推入回声室。切尔西·米勒是“自由进军纽约”的联合创始人和社会影响策略师，她认为，向分裂我们社区的言论发起挑战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现实是，我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她说。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刻，我仍在努力并且挣扎，去承担既是黑人又是亚裔的重担。我感觉到双种身份的拉扯，但我正在学习向我的交叉身份所在的边缘空间靠拢。我看到，在那个凌乱的中间地带中，可以找到细微的差别、美丽和复杂性。归属感可能发生在连结和矛盾中，也可能发生在弥合和断裂中。游走于两者之间可能很痛苦，但也很有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