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回忆录跨越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和2021年之间的时期。在2021年，新的国家安全立法成为“北京压制香港异议的武器”以及“全面镇压的转折点，很快渗透到香港生活的方方面面”。张嘉伦并不愿意写香港，直到“现实日益逼近”，她担心如果等得太久，她能写的香港已经全都不见了。她说，这本书是她用自己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生活方式”。
张嘉伦出生在深圳，1岁前移居香港。“我4岁时，”她写道，“我的小小城市从英国殖民地变成了中国的地产。”那时，她的父母分开了，她的母亲不在身边，她的父亲脾气暴躁。她与父母的关系都很紧张。张嘉伦的生命中“唯一可靠的存在”是她的祖母，祖母严格遵守她那些道教规矩，并通过食物来表达她的爱，从鲍鱼和生菜到蒸鱼再到蛋糕卷。那时，张嘉伦还不知道身为香港人意味着什么。童年时，她已习惯了戏剧性的生活，SARS危机和2003年对第23条——一项国家安全法案——的抗议只是童年生活的背景噪音。
张嘉伦在一所昂贵的英语国际学校上过几年学，与朋友在精英乡村俱乐部的泳池边玩耍，还参加了昂贵的高地城堡海外之旅。当她的商人父亲失去了财产时，他把她从那个娇生惯养的世界中拉了出来，把她送到了一所保守的公立学校，那里学费免费，大多数人讲粤语，学生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张的前私立学校同学开始称她为“本地人”；她没能逃脱他们的傲慢和阶级主义。
与家人越来越疏远的张嘉伦在18岁时离开了家。她多年来一直睡在沙发和双层床上，有过22位室友，住过六个地方。这在香港很正常，因为政府与当地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勾结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在一个规则被操纵的城市，拥有一个家是不可能的，在香港的每个地方，我们都要面对这种无可奈何。”张嘉伦直言不讳地谈到她的抑郁症以及在一个通常负担不起和无法获得服务的公共卫生系统中遇到的困难。2019年，当香港人开始走上街头抗议一项允许将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拟议法律时，她眼睁睁地看着要终身应对的个人的战斗升级为全市范围的心理健康危机。
尽管“无可奈何”，这座城市还是逐渐成为了张嘉伦选择的家。2014年雨伞运动诞生期间，她是一名在苏格兰留学的法学院学生，当时有多达10万人在街头露营，以迫使北京的地方官员和中共领导人听取他们的要求，自由并直接地选举香港最高领导人行政长官。当她回来时，以“参加我能参加的每一次抗议”过度地补偿。2019年，她发现自己在“现实”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穿梭，在“现实”生活中，她去上班、在“欢乐时光”时段喝酒，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戴着安全帽和口罩，加入数以千计的人群，同心游行。
在这个故事中穿插着她与朋友、抗议者、音乐家和以前的同学的亲密对话。她的记忆中既有戏剧性的时刻，也有平静的时刻，都带有一种接近恍惚的感觉：她在父亲的车里跟着邓丽君甜美的声音唱歌；有自杀倾向的张嘉伦在她所在大厦的边缘对着警察大喊大叫；她坐在码头上，“眺望着小岛的轮廓……用膝盖夹着一杯咖啡，书页沾上了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