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死亡率仅为美国1/10,澳大利亚做对了哪些事?

卫生保健:分担

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新冠疫情中该国面临最大的考验始于2020年6月下旬,当时墨尔本的酒店隔离系统出了问题。一项政府调查后来发现,病毒通过与旅客互动的警卫传播到该市及郊区,几周内,每天的病例人数攀升至数百人。

在为穷人服务的庞大公立医院皇家墨尔本,易感的患者和工作人员中出现了聚集感染。病例数和密切接触者急剧上升。疫苗仍然遥遥无期。

“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我们没有任何准备的灾难,因为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皇家墨尔本重症监护室主任克里斯·麦萨克说。

2021年8月,在澳大利亚卡布拉马塔,人们在排队接种疫苗前填写表格。
2021年8月,在澳大利亚卡布拉马塔,人们在排队接种疫苗前填写表格。 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几周后,系统开始出现问题。7月中旬,数十名新冠患者从疗养院转移到老年护理和康复的卫星设施皇家公园。很快,工作人员中超过40%的病例都被证明与那个小园区有关。

该医院的传染病顾问克斯蒂·布辛在科学家能够证明之前就开始怀疑,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7月中旬,在她的建议下,皇家墨尔本开始向接触过新冠患者的工作人员发放防护性更强的N95口罩。

在美国,医院的管理人员正在物色第三方个人防护装备供应商,他们在遥远的停车场秘密会面,进行达尔文式弱肉强食的竞争。皇家墨尔本的物资则来自联邦和州的储备,并且有关于分配优先级别的指导方针。
在有800万密集人口的纽约,截至9月底,300多名医护人员死于新冠,不同医院的患者和工作人员的情况存在巨大差异,主要取决于财富不同。

墨尔本有500万人口,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被郊区包围着,口罩、对病人更大力度的隔离以及111天的严格封锁降低了对医院服务的需求,让病毒受到了控制。皇家墨尔本的疫情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严重的机构聚集感染,然而没有一名工作人员死亡。

上个月,一名护士在皇家墨尔本医院的新冠病房。
上个月,一名护士在皇家墨尔本医院的新冠病房。 Asanka Brendon Ratnaya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美国,医疗保健系统内部的协调杂乱无章。澳大利亚有全国性的健康保险计划,还有包括公立和私立的医院系统,有分担负荷的协议和转移病人的运输服务。各个医院通力合作,相信付款问题会得到解决。

“我们有选择,”麦克艾萨克说。

社会:服从和关爱

“我只是不想让大家失望。”

当澳大利亚人被问及为什么接受该国的多次封锁、一度关闭的国际和州边境、隔离规定,以及针对某些职业或餐馆及大型活动的疫苗规定时,他们往往会给出同样的回答: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

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他人的想法并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有时,关于新冠的规定也会引发愤怒。

“这是一种有点专制的做法,”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传染病专家格雷格·多尔说。“有很多规定,对违反限制的行为有很多罚款,有的控制非常严厉,包括一些非常无用的措施,比如监管人们户外戴口罩。”

2020年,警察监控悉尼一个封闭的海滩。
2020年,警察监控悉尼一个封闭的海滩。 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他还说,因为大多数人坚持下来了,所以这一系列方案最终是有效的。

“在2020年、甚至到2021年的艰难时期,社区加入进来、保持团结,这真的、真的很重要,”多尔说。“人们普遍认为,面对重大威胁时必须团结起来。”

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与较低的人际信任水平密切相关。在澳大利亚,贫富差距虽然在扩大,但没有那么美国严重。
在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期,澳大利亚人展示了他们被称为“伙伴关系”——意思是平等伙伴或亲密朋友之间的纽带——的民族特征仍然存在,而且很坚实。看到美国和英国的新冠疫情失控,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根据悉尼大学的模型,在疫情最严重的早期,对社交距离准则的遵守率以及新冠病毒检测、接触者追踪和隔离的比例稳定在90%左右。在美国,流动性的减少——保持社交距离的一个关键措施——不那么明显,时间更短,也更不稳定,部分是地理位置、政治身份或财富的不同所带来的。
在澳大利亚,遵守规则是一种社会规范。冲浪巨星米克·范宁去加州旅行后需要与美国妻子和婴儿在一个小酒店房间里隔离14天,他完全没有质疑该措施的必要性。边境官员取消了世界顶级男性网球运动员诺瓦克·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原因是他没有遵守关于新冠疫苗的规定,导致他最终被驱逐出境

还有那些澳大利亚人,他们排队接受检测,毫无疑虑地戴上口罩,把自己的手机变成带有签到应用程序的病毒追踪器,为被封锁的老弱病残或穷人提供食品服务,为被丈夫虐待却被困在家中的女性提供住处。

2021年8月,澳大利亚马里克维尔封锁期间,志愿者们为有困难的人们分发捐赠的面包。
2021年8月,澳大利亚马里克维尔封锁期间,志愿者们为有困难的人们分发捐赠的面包。 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最近在墨尔本举行的颁奖午宴上,那些在疫情期间做出了贡献的人都受到了赞扬。多尔蒂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主任朱迪·麦克弗农是唯一一位在此次活动中受到赞美的科学家。

“关爱的价值被低估了,”她说。“这一切都与关爱的力量有关。”

也许还有适应能力。

去年,当德尔塔变种由于疫苗供应不足而泛滥成灾时,澳大利亚的保护和遵守规则的思路发生了变化。

亨特慌忙采购疫苗——批评人士表示为时已晚,此前发现澳大利亚制造的阿斯利康疫苗带来心脏问题的风险似乎高于预期——而社区领导人在努力去除人们对疫苗产生的些许恐惧和怀疑。

教堂和清真寺变成了临时新冠疫苗接种诊所。奎因·安是西悉尼工人阶级郊区的一名药剂师,为了让更多人接种疫苗,他自费聘请了更多员工。悉尼的南苏丹社区的篮球教练梅耶尔·查盖主持了与难民家庭的Zoom电话会议,以回答有关封锁和疫苗的问题。

2020年12月,新年前夜,在悉尼一家餐厅跳舞。
2020年12月,新年前夜,在悉尼一家餐厅跳舞。 Matthew Abbo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有充分理由不信任当局,但也尽其所能让人们接种疫苗。64岁的韦恩·韦伯是西澳大利亚瓦丹迪的一名长者,他是众多优先考虑集体呼吁的人之一。

他说,他告诉社区里的年轻人:“这一切都与保护我们的老年人是相辅相成的。”

去年,在疫苗供应到位后,澳大利亚的接种率即刻飙升,16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的接种率在六周内从大约10%飙升至80%。接种率的上升速度在当时达到了世界之最。一旦达到80%,澳大利亚就放宽了其国家和州边界。

现在,超过95%的澳大利亚成年人完全接种了疫苗,其中85%的总人口接种了两剂。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66%
更具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种的到来使澳大利亚的病例数飙升,但由于大多数人口接种了疫苗,死亡人数的上升速度较慢。澳大利亚周六将举行联邦选举。在选民关注的问题列表中,新冠远远排在后面。

“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快速团结在一起,”皇家墨尔本护理执行董事丹尼斯·海因朱斯说,她在2020年的头衔是新冠指挥官。“我们的人民之间有高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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