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隔离、断绝和中美外交风云的转折之年

《迅猛的力量:1949,毛泽东、杜鲁门与现代中国的诞生》(A FORCE SO SWIFT: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凯文·珀雷诺(Kevin Peraino)著
图文版,379页,皇冠出版社(Crown),28美元

凯文·珀雷诺的这本精彩纷呈的书讲述了1949转折之年的故事。是年,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上台,发生剧烈变化的不只是中国国内的局势,还有中美关系。美国曾在数十年间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其中包括组建战时联盟,此后一头扎进与中国的冷战,随后是热战(在朝鲜半岛),接下来的几十年,两国外交几乎完全中断。

透过一群声名显赫的人物的视角,《迅猛的力量》详细纪录了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其中包括时任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美国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大元帅”蒋介石、蒋夫人、毛泽东、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领衔主演则是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那浮夸的八字胡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称为“政策规划的重大成就”。珀雷诺的叙事并没有把读者带到欧洲,作为战后全球秩序的一次“创世亲历”(此处借用了艾奇逊回忆录《创世亲历记》[Present at the Creation]的表述。——译注),而是让读者置身于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之后席卷亚洲的那种含糊而矛盾的风暴系统的创始之时。“我到得正是时候,眼看着他在我面前崩溃,”艾奇逊感叹道。这种所谓“失去”中国的观念,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美国仍在摸索如何更好地应对一个愈发自负的中国。

1949年,艾奇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做出军事回应的压力,但他坚定地予以拒绝。在欧洲,马歇尔计划和北约(NATO)让美国显出坚决反对苏联、站在民主阵营中的姿态。但在亚洲,艾奇逊表示,“现在显然是共产党占据了优势”。他拒绝按照在中国传过教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议员周以德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坚称,鉴于亚洲将发生“影响未来一千年的大事”,美国应该对抗毛泽东,就像此前在欧洲对抗斯大林一样。“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我们为何无法拿出一项能同时在两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国人面对“灾难”之际。

自称是实用主义者的艾奇逊,和他的政策规划司司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一样,认为毛泽东的胜利是由“超出我们控制力之外的巨大深刻的本土力量”带来的。由于贪污腐败盛行,蒋介石的“大厦看似即将倾覆”,促使艾奇逊呼吁进行“战略克制”,并打造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大新月形保卫圈”,正如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言,华盛顿可以采取“某种观望政策”。

但随着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艾奇逊担心杜鲁门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或许会推动其更积极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虚假哲学”。事实上,即使凯南宣称美国“尚未真正做好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的准备”,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党制也有着与美国完全相悖的价值观,因此华盛顿的一些机构已着手开展针对毛泽东的秘密行动了。美国很快就采取了一种对冲策略,声称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但还是激起了毛泽东的偏执情绪。此外,杜鲁门和艾奇逊正受到凯南以及有魅力、有人脉的蒋介石夫人等人的煽动。蒋夫人当时住在美国,她坚持不懈地多方游说,只为驳斥这样一种观点:美国积极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事业,用杜鲁门的不屑之词来说,无异于“往老鼠洞里灌沙子”。

蒋夫人是虔诚的基督徒和个人自由的信奉者。当艾奇逊发布被他称作“大炮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时,她非常震惊。白皮书称,“国民党军队本来不一定战败,他们是自行瓦解的”;“这一无可避免的悲哀事实,是不受美国政府掌控的中国内战的险恶结果。”《纽约时报》的一篇关于白皮书的文章,标题这样的:“美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蒋介石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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